我们看到大宗商品随即开始大幅度下滑,尤其是贵金银,像白银是下跌最快的,农产品也没有幸免其难。
历史上美债突破5%持续向上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的大行情,另一次是1978年的大行情,我们要对这几次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白银是对流动性相当敏感的一个商品,咱们大伙都领略过在年前的那次上涨大行情。
我们回过头看,美债收益率强势突破 5%,这不是一次短暂的市场波动,而是美国经济深层矛盾集中爆发的信号,更是全球无风险利率中枢系统性上移的标志性事件。
穿透表象,其底层逻辑藏在通胀黏性、财政失控、政策转向与期限溢价重构的四重共振之中。
首先就是地缘冲突引爆通胀,降息预期彻底崩塌。川普访问中国并没有谈成更好的成果。能源价格的暴涨,直接推高美国通胀数据 ——4 月 CPI 同比升至 3.8%,核心通胀顽固高企,彻底打破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回落的幻想。
通胀黏性的强化,直接扭转了美联储的政策预期。年初市场还押注 2026 年美联储将多次降息,而如今,年内降息概率骤降至 8%,甚至开始定价未来加息的可能性。美联储新主席偏立场,明确释放 “高利率维持更久” 的信号,让长债持有者不得不面对长期通胀侵蚀购买力的风险。作为全世界资产定价的 “锚”,美债收益率被迫上行以匹配通胀预期。
另外,39 万亿债务压顶,财政赤字吞噬市场信心,比通胀更致命的,是美国失控的财政体系,这是收益率突破 5% 的核心结构性推力。截至 2026 年 5 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逼近 39 万亿美元,占 GDP 比例突破 100%,为和平时期首次跨越这一警戒线 财年财政赤字预计高达 1.9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5.8%,相当于美国每年近 6% 的经济产出要用于填补财政缺口。为弥补巨额赤字,美国财政部疯狂增发长债:二季度净借款规模从 1090 亿美元上调至 1890 亿美元,单月 30 年期国债发行规模达 250 亿美元。
海量供给涌入市场,而传统海外买家持续减持,美联储缩表又削弱了买方力量,供需严重失衡直接推高收益率。更危险的是,5% 的高利率下,美国每年利息支出超 1.2 万亿美元,已超过国防预算,陷入 “借新债还利息” 的庞氏循环,市场对其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彻底爆发。
期限溢价重估,长期风险定价逻辑重构,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本质是期限溢价的系统性抬升。所谓期限溢价,是投资的人持有长期债券而非滚动短期债券,所要求的额外风险补偿。过去十年,全球低通胀、宽松货币环境下,期限溢价长期接近于零,甚至为负。但如今,三大因素彻底重塑了期限溢价的定价逻辑。
通胀不确定性加剧,长债面临长期通胀侵蚀风险,投资者要求更高溢价对冲通胀波动;美国财政赤字常态化,债务规模无节制扩张,长债隐含的信用风险持续上升;全球地理政治学冲突频发,经济碎片化加剧,长期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大增。多重风险叠加下,期限溢价从负值飙升至 1% 以上,直接推动 30 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 关口。
全球资产重定价,时代底层逻辑已变,美债收益率突破 5%,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经济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构的缩影。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红利、低通胀、宽松货币是市场的底层逻辑,支撑着低利率、高估值的资产环境。而如今,地缘冲突常态化、通胀黏性长期化、财政扩张无节制、去全球化加速,四大变量彻底改写了市场规则。
对全球资产而言,5% 的美债收益率意味着无风险利率中枢永久性上移,股票、房产、大宗商品等所有风险资产都将面临估值重估压力。资金会从高估值风险资产回流高收益固收市场,全球资本流向、资产价格体系都将迎来剧烈调整。
本质上,美债收益率破 5%,是美国经济霸权松动、财政货币体系失灵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金融市场告别低利率时代、回归风险定价本质的转折点。读懂这一底层逻辑,才能看清未来全球资产波动的核心脉络,把握时代变革下的投资与生存法则。
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宗商品在2023年形成比较高的顶部了,2024-2025年之后整体的商品持续下跌。
2023年10月,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整数关口,创下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16年新高。作为全世界资产定价的“定海神针”,美债收益率的每一次大幅度波动,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导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大宗商品市场。
这次突破绝非偶然,不是单一因素就能推动的,而是多重力量叠加的结果;而突破之后,无论是全球金融市场,还是我们关注的铜、白银、黄金、原油,都迎来了截然不同的走势。
先说说前因,为什么2023年会出现美债收益率突破5%的情况?其实核心就四个关键点,咱们一个个说清楚,不用太复杂,一看就懂。
首先最核心的,就是美联储的“高利率持久战”。2022到2023年,为了压下40年一遇的高通胀,美联储开启了史上最激进的加息周期之一,把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0%直接干到了5.25%-5.5%的区间,这是22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开始市场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2023年底美联储可能会降息,但下半年美国经济的韧性超出所有人预期——非农就业数据持续亮眼,零售销售也一直很稳,核心通胀虽然在回落,但始终没降到美联储2%的目标线。
美联储官员也反复释放信号,说高利率会维持更久,9月的点阵图更是直接暗示2024年降息次数会减少,这下市场彻底慌了,长期利率预期直接被推高,这也是美债收益率向5%冲刺的核心动力。
其次,美国的财政赤字简直是“雪上加霜”。2023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超过1.7万亿美元,比上一年扩大了23%,债务规模更是突破33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危机闹了一轮又一轮。
要弥补这么大的赤字,美国财政部只能疯狂增发长期国债,三季度的发行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一边是供给端的“洪水泛滥”,一边是需求端的持续萎缩——美联储在缩表,每个月要减持600亿美元国债,海外央行也在不断减持美债储备,私人投资者担心美国债务违约,也要求更高的收益才愿意买。
供需严重失衡,长期国债收益率只能被迫上涨,尤其是9到10月,期限溢价(简单说就是投资者承担长期风险的额外补偿)从负值快速转正并飙升,这才是推动收益率突破5%的关键推手,可不是单纯因为通胀预期上行。
全球避险情绪的回落也间接助推了这一趋势。2023年上半年,硅谷银行、瑞信银行倒闭引发全球银行业危机,当时大家都在避险,资金疯狂涌入短期美债,长期收益率一度回落至3.38%。
美债收益率突破5%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说是“一片震动”,连锁反应非常明显。
最直接的就是全球借贷成本飙升,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利率的基准,它一突破5%,各国的国债、企业债、抵押贷款利率就跟着涨,融资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
比如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突破7.5%,创下23年新高,美国地产市场直接降温,买房的人慢慢地少;企业借钱成本变高,信用利差扩大,中小企业的违约风险也跟着上升。
全球股市也没能幸免,美股三大指数从7月到10月普遍下跌9%-12%,新兴市场更是遭遇“股汇双杀”,资本大量外流,不少国家的股市和汇率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其次,美元指数强势反弹,非美货币集体承压。熟悉金融市场的朋友都知道,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高度正相关,收益率突破5%后,美元指数快速反弹到107.35,创下2022年12月以来的新高。
欧元、日元、人民币等主要非美货币都出现了大幅贬值,一些新兴市场货币比如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更是跌得一塌糊涂,不仅加剧了全球汇率波动,还引发了不少贸易摩擦。
更关键的是,美联储陷入了两难境地,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也在上升。高收益率本来是用来抑制通胀的,但同时也会拖累经济。收益率突破5%后,美国的消费、地产、投资都开始持续降温,经济衰退的预期重新升温。美联储现在就是“左右为难”——继续加息,怕经济直接衰退;要是降息,又怕通胀反弹,所以11月只能暂停加息,但还是维持立场,这也让市场对2024年经济衰退的担忧越来越重。
另外,美债市场的流动性也出现了恶化,隐藏着不少金融风险。收益率快速上行导致美债价格暴跌,银行、基金等机构持有的美债市值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承压,之前硅谷银行的危机就是因为持有大量美债亏损导致的,现在这种风险又在上升。同时,长期国债的波动率飙升,市场流动性变差,交易成本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聊完了美债突破5%的前因后果,重点来了——它对铜、白银、黄金、原油这四大核心大宗商品,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这四种商品的属性不同,受到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咱们一个个说,结合实际走势。
先看黄金,它的表现可以用“短期承压,长期韧性凸显”来形容。黄金是无息避险资产,它的价格和真实利率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大家必须要记住。美债收益率突破5%初期,真实利率飙升、美元走强,金价直接承压,10月6日跌到了1823.5美元/盎司,比5月的高点下跌了12.6%,不少投资者都慌了,以为黄金要持续下跌。
再看白银,它的波动比黄金大得多,而且“跟跌不跟涨”的特征很明显。为什么?因为白银兼具贵金属的避险属性和工业金属属性,而且工业需求占比超过50%,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它会受到双重影响。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一方面真实利率上行压制了它的贵金属属性,另一方面高利率抑制了全球工业需求预期,双重压力之下,白银的跌幅比黄金大得多。10月的时候,银价直接跌破20美元/盎司,创下4个月新低,国内的沪银主力也跌破了4800元/千克。
不过白银的弹性也比黄金强,后期随着黄金反弹,再加上市场对工业复苏的预期升温,银价也慢慢回升,年末收于23.5美元/盎司,全年小幅上涨。但整体看来,在美债高收益率的环境下,白银的工业属性是主要拖累,避险属性只能提供短期支撑,所以波动会比黄金大很多,投资的时候也要更谨慎。
接下来是铜,它可以说是四大大宗商品中表现最弱的一个,全年震荡下行。铜被称为“全球经济晴雨表”,它的价格和全球工业周期、基建需求高度相关,而且对利率变动非常敏感。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全球融资成本飙升,制造业、基建投资需求都出现了萎缩,铜的工业需求预期大幅恶化。再加上美元走强,压制了大宗商品的定价,LME三个月期铜价格持续承压,10月下旬跌到了7800美元/吨附近,比年内高点下跌了超过15%。
除此之外,中国地产复苏没有到达预期,再加上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进一步拖累了铜价。所以2023年全年,铜价整体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美债高收益率通过抑制工业需求,成为了压制铜价的核心因素,这一点从全年的走势就能看得很清楚。
最后是原油,它的表现比较特殊,呈现出“供需博弈,地缘对冲利率压力”的特征。原油价格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供需基本面、地理政治学和美元汇率,美债收益率突破5%的影响其实是次要的。在收益率突破初期,高利率压制了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预期,市场对原油需求的担忧加剧,再加上美元走强,WTI原油价格短期回落至82美元/桶附近。
聊到这里,相信我们大家对2023年美债收益率突破5%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四大大宗商品的影响,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其实这次事件,标志着全球郑重进入“高利率新常态”,资产定价的逻辑也发生了重构。
总结一下,2023年美债突破5%,是美联储高利率政策、美国财政危机、真实利率与期限溢价飙升共同作用的结果,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而大宗商品因为自身属性不同,走势分化明显——黄金短期承压后创新高,避险与央行购金需求主导;白银波动加剧,工业属性拖累明显;铜价持续走弱,工业需求预期恶化;原油则在供需博弈中震荡,地缘因素对冲了利率压力。
我们再复盘一下1978年,美债收益率突破5%的那一次行情,大宗商品的变化是如何?
1978-1981年是美国战后经济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之一,这一阶段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5%逐步攀升至15%以上,创下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峰值,成为二战后35年美债长熊行情的收官阶段。此次美债收益率突破5%并非偶然,而是滞胀危机、石油冲击、美联储政策转向及财政失衡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其影响贯穿全球金融市场与大宗商品领域。
1978年之前,美债收益率已在5%下方震荡多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曾短暂逼近5%但未形成有效突破。1978年下半年,美债收益率正式站稳5%并开启持续上行通道,核心逻辑是“滞胀主导+政策纠偏+供需失衡”,即经济停滞与高通胀并存的背景下,美联储激进加息应对通胀,叠加美债供需失衡,一同推动收益率突破5%后持续飙升,本质是市场对通胀失控、政策收紧及财政可持续性担忧的集中释放。
美债收益率能够突破5%并持续上行,并非短期偶然,而是长期铺垫与短期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1978年前的滞胀格局积累,也有1978-1981年的多重因素共振。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为通胀蔓延埋下隐患。同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价格飙升推高全球物价,美国陷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滞胀困境,这成为美债收益率长期上行的基础。
实际上第一次美债突破5%,都少不了原油突100美元。1978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因减税、经济衰退及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券从1974年的344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7090亿美元,国债供给压力逐步累积。
同时,美联储仍延续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侧重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降低失业率,对通胀管控不力,导致通胀预期持续升温,真实利率在1978-1979年再次转为负值,为后续收益率飙升奠定了基础。
1978年底伊朗爆发革命,社会动荡导致伊朗停止石油出口60天,全球石油市场每天短缺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两国石油生产完全停止,全球石油缺口扩大至每天560万桶,叠加欧佩克内部分裂、调控失效,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每桶13美元一路飙升至1981年的39美元以上。
石油价格暴涨直接带动美国CPI大幅攀升,1979年美国CPI同比涨幅突破11%,1980年达到13.5%,创下战后新高。高通胀导致投资的人对美债的实际收益预期一下子就下降,纷纷抛售美债,推动收益率被动抬升,成为1978年收益率突破5%的核心诱因。
美联储政策转向,沃尔克推行暴力加息,成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推手。1979年8月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为驯服恶性通胀,彻底放弃之前的宽松政策,转向盯住货币供应量的紧缩策略,任由利率在市场供求中自由波动,开启激进加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从1978年的7%左右飙升至1981年的20%,成为历史上最严厉的紧缩政策之一。
美联储的暴力加息直接推升短期利率,同时带动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形成“短端利率牵引长端利率”的格局,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5%快速攀升至1981年的15.6%,30年期美债收益率峰值更是达到15.78%。
美债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收益率上行压力。需求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同时开启隐性缩表,减少对美债的持有;海外央行因美元贬值、通胀担忧,减持美债储备;私人投资者因通胀高企、违约风险上升,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美债需求持续萎缩。
供给端,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为弥补赤字,美国财政部大幅增发长期国债,且债券期限不断拉长,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压力。供需失衡导致美债期限溢价从负值快速转正并飙升,成为推动收益率突破5%后持续上行的重要助力。
经济滞胀加剧,市场信心崩溃,形成恶性循环。这一阶段,美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GDP增速在1980年出现负增长,失业率攀升至7.5%以上,而通胀率持续高企,形成“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的恶性循环。企业盈利下滑,投资意愿低迷,居民消费能力变弱,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资金纷纷逃离美债等固定收益资产,进一步推高收益率,形成“收益率上行—信心崩溃—抛售美债—收益率再上行”的闭环。
美联储的暴力加息和高收益率环境,虽然有效遏制了恶性通胀,使美国CPI同比涨幅从1980年的13.5%回落至1981年的10%以下,但也严重拖累了经济稳步的增长。高收益率导致全球借贷成本飙升,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大幅度上升,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企业融资成本激增,信用利差走阔,中小企业违约风险加剧,投资意愿一下子就下降;居民消费受到抑制,零售销售增速放缓。
1981-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GDP负增长,失业率攀升至10%以上,成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同时,美债价格大大下跌,按债券价格指数计算,1946年至1981年美债指数跌幅超过80%,与大萧条期间道琼斯指数的跌幅相近,银行、基金等机构持仓市值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承压。
美债收益率飙升带动美元指数强势反弹,美元成为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资产,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和欧洲回流美国,导致新兴市场遭遇“股汇双杀”,非美货币大幅贬值,全球汇率波动加剧。同时,全球债券市场跟随美债走弱,各国国债收益率同步上行,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多轮金融动荡,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美债收益率突破5%后持续飙升,彻底打破了此前的资产定价逻辑,真实利率、通胀预期成为主导各类资产走势的核心因素。股票、债券等传统资产大幅承压,而大宗商品因兼具抗通胀属性,呈现出分化走势,黄金、原油等抗通胀品种表现强势,工业属性较强的铜等品种则受经济衰退拖累表现疲软,农产品价格则受成本推动和供需变化呈现阶段性上涨。
这一时期,大宗商品的价值受美债收益率、通胀、石油冲击、全球经济周期及供需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抗通胀品种强势、工业品种疲软、农产品震荡上行”的分化格局,四大核心品种的走势差异显著,背后驱动逻辑各有不同。
美债收益率对原油价格的影响相对间接:一方面,美债收益率飙升反映的高通胀预期,与原油价格暴涨形成共振,进一步强化了全球通胀格局;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走强,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原油价格的上着的幅度,使得原油价格在1981年峰值后出现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石油危机也推动非欧佩克产油国加快石油勘探开采,北海油田、墨西哥油田及美国阿拉斯加油田产量逐步提升,为后续原油价格回落埋下伏笔。
黄金作为传统抗通胀、避险资产,这一时期呈现“先快速上涨、后高位震荡”的走势,核心驱动因素是真实利率变化、通胀预期及地理政治学风险,美债收益率的影响呈现阶段性差异。1978年,伦敦金价格约为200美元/盎司,随着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通胀率飙升,真实利率持续为负,黄金的抗通胀属性凸显,价格快速上涨,1980年达到峰值850美元/盎司,较1978年涨幅超过300%。
1981年,随着美联储暴力加息,名义利率飙升至15%以上,通胀率逐步回落,真实利率由负转正并快速上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升,金价出现回落,年末收于397.5美元/盎司,但仍明显高于1978年水平。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一时期美债收益率与金价并非单纯的负相关,在1978-1980年,名义利率与通胀同步上行,但真实利率下行,金价与美债收益率同步上涨;1981年真实利率上行后,金价才与美债收益率呈现负相关走势,印证了真实利率是主导金价的核心因素。
铜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兼具工业属性与商品属性,这一时期价格呈现“先涨后跌”的走势,核心驱动因素是全球工业需求、供需缺口及经济滞胀影响,美债收益率通过影响融资成本和经济预期间接作用于铜价。1978年,LME铜价约为1800美元/吨,1978-1979年,全球精铜市场出现供应缺口,1978年缺口17.7万吨,1979年缺口18.7万吨,叠加通胀预期升温,铜价逐步上涨,1980年初达到峰值3200美元/吨,较1978年涨幅约78%。
1980-1981年,随着美债收益率持续飙升,全球融资成本上升,美国及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工业需求大幅萎缩,铜的工业属性主导价格趋势,铜价开始持续下跌,1981年底跌至2200美元/吨左右,较1980年峰值下跌约31%。此外,美元走强也进一步压制了铜价,使得铜价在滞胀环境中未能延续上涨态势,成为四大大宗商品中表现相对疲软的品种。
美豆作为核心农产品,价格受原油价格、种植成本、全球供需及政策因素影响,这一时期呈现“震荡上行”的走势,美债收益率的直接影响较弱,主要是通过通胀和融资成本间接传导。1978年,美豆价格约为600美分/蒲式耳,1978-1981年,随着原油价格暴涨,燃料油、化肥等种植成本大幅度上升,同时全球粮食需求稳步增长,叠加部分主产区天气异常导致产量波动,美豆价格逐步上行,1981年底达到850美分/蒲式耳左右,较1978年涨幅约42%。
具体来看,1978-1980年,原油价格暴涨推动CRB食品现货指数上涨34.76%,美豆作为主要农产品,价格跟随上涨;1981年,虽然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国内需求小幅萎缩,但全球粮食供需紧张格局未改,且原油价格保持高位支撑种植成本,美豆价格保持高位震荡。
此外,美债收益率飙升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抑制了美豆的种植和贸易活动,但未改变其上行趋势,整体呈现“成本推动型”上涨格局。
基本上历次美债突破5%,并持续上升,背后的驱动力量都是原油,原油上涨,带动通胀上涨,同时向农产品传导,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
在2019-2020年是美债收益率与CRB指数同步下降,主要交易的货币宽松的逻辑,后期通胀逐步上升,我们正真看到美债收益率与CRB反而呈现正相关。
通常是温和的上升中,美债收益率与美大豆呈现正相关,但是如果美债持续上升到高位,会对美豆形成压力,这一点也容易理解。
美债、CPI 与大宗商品构成了全球金融市场最核心的 三角传导链条,三者相互影响、形成闭环,共同决定了全球流动性与资产定价的基本格局。
大宗商品是 CPI 的核心驱动因素。能源(原油、天然气)和食品占美国 CPI 权重约 30%,其价格波动直接决定通胀走势。
2026 年 4 月美国 CPI 同比飙升至 3.8% 创三年新高,核心缘由是中东冲突导致布伦特原油突破 120 美元 / 桶,汽油价格同比暴涨 28.4%。同时,铜、铝等工业金属价格持续上涨会沿产业链传导至工业品价格,形成 输入型通胀。
CPI 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锚,直接决定美债收益率。当 CPI 高于 2% 目标时,美联储倾向于加息或推迟降息,推高美债收益率;反之则降息压低收益率。2026 年 4 月 CPI 超预期后,市场将全年降息预期清零,甚至开始定价年底加息概率,导致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跳升。美债作为全球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其变动会重塑所有资产的估值体系。
美债收益率通过三大渠道反向影响大宗商品的价值:一是真实利率渠道,美债实际收益率上升会增加持有黄金等非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二是美元汇率渠道,美债收益率上升通常提振美元,使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对非美国家更贵,抑制需求;三是流动性渠道,高收益率吸引资金流向美债,减少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性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链条并非单向线性关系,地理政治学、供需格局等因素可能打破传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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