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内地民人邹纪敏、邬子光等人因私自潜入南掌境内“贸易觅利”而被南掌境内官员抓获并返还至境内进行审判，对于清廷禁行私自贸易的规定南掌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协助，双方对于边境贸易的管理也达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内地人陈文清等五人“系两广及云南人”，因“自南掌携带象牙、犀角、鹿茸、孔雀尾等货”被处重罚，对这些走私贸易的奸人则送往至刑部进行审判，根据详细情况决定“改发乌喇及新疆等处，以昭炯戒。”

  从相关案例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对于边民与南掌的走私贸易即使是象牙、孔雀尾等非战略性物资也是被严令禁止的。

  滇缅贸易历史由来已久，在云南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滇西因与缅甸接壤，成为了滇缅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之前，缅甸边界的蛮暮、新街等地就设有税口征收边贸商税，“则其地贸易之货必多”，两国边民贸易往来已然成为一种生活小习惯，规模之大由此可想而知。

  自缅甸输入云南的货物主要有：木棉花、盐、象牙、鹿茸、琥珀、水晶、菜玉、黑药、乳香、宝砂、麝香、熊胆、燕窝、冰片、神黄豆、青花石、墨玉、催生石等物，多是一些香料、玉石等特色缅货。

  乾隆嘉庆年间仍有海禁，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若想要将珠宝、象牙、麝香等缅货运回内地进行贩卖，只能“皆由陆路而行，必经过腾境。”当时永昌府内流通的珠宝大多是从缅输入的，这些玉石、香料、药茶等具有缅甸特色的商品在永昌府随处可见。

  吴兴南指出宝石、缅铃等商品本是出自缅甸，但是“一统志竟指出永昌所产”，连通志都不能辨别这些商品所产之地，在永昌府随处可见竟以为是“此盖其永昌而来”。

  可见，永昌府内来自缅甸的特色商品数量品种之多，被误认为是当地特色物产，亦看出当时滇缅贸易往来的兴盛之态。棉花、玉石是清前期缅甸输入云南的主要商品，“玉石等物，云南、广东二省售卖颇多。”

  缅甸的曼德勒、木邦等地靠近滇省，盛产棉花，但地广人少，因此常有滇省边民“代为种植”，等到丰收时节，就将棉花带回至内地进行售卖，所以永昌、顺宁等地棉绒“胜于羊绒，他处无有也。”

  国外也有使者记录了滇缅的棉花贸易，“在腾越至阿瓦的陆路上，缅甸又重新占有了云南的棉花市场。”集中运入云南的缅甸棉花，经常在蛮莫堆积如山，仅道光六年（1826年）即达1400万磅。

  云南输入缅甸的货物则主要是：茶、黄丝、铜、绸缎、锣锅、毡、瓷器、熟铜、雄黄、水银、银朱、铁锅、铜丝等商品。不仅有本土商品，自云南输入缅甸的商品还包括了四川、江西等地的丝、瓷器和纸等商品。

  云南与缅甸的贸易往来将国际贸易与省际贸易有机联系起来，缅货经云南流转至内地，而内地商品也通过通过转至国外销售，滇缅的贸易往来沟通了整个西南地区与缅甸经济交流。

  在滇缅贸易中，不乏大宗商品。云南自古以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朱提和堂螂县分别在今云南昭通和东川一带，“出银、铅、白铜、杂药。”云南矿产尤其是银矿的发展历史悠远长久。清代云南银矿业发展迅速，银厂设置众多，光是乐马（位于今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西南龙头山境内）和茂隆（位于今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境内）两个银厂。

  “岁不出赀，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其产量之大对云南乃至整个清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乾隆年间，大量边民前往境外进行贸易，经商贸易发家者则“皆即还土”，出现资产亏损的人“欲归无计，即觅矿谋生”。

  内地人民前往缅甸，不仅仅是工作，做生意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吴尚贤就因在阿瓦山中开设茂隆银厂发家致富。盐为云南一大宗商品，滇缅海盐贸易也经历了曲折发展。

  因盐井分布布局、人口迁移、制盐过程复杂等原因，滇盐价贵，且缅甸“沿海富鱼盐”，经常有缅甸边民在蛮暮、新街、老官屯等地开市卖盐，“边内外夷人皆赖之”，滇缅海盐贸易兴起。云贵总督奏称永昌等地许多人都前往缅甸的老官屯买海盐。

  “人民往来夷方络绎不绝”，乾隆五十五年（1736年）滇缅重开边境贸易，海盐的贸易是合法的，这不仅丰富了云南的饮食文化，也逐步加强了滇缅之间的贸易往来。

  总之，清前期滇缅贸易往来兴盛，双方贸易的产品多为地方特色物产和生活必需品，体现了当时两地人民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小习惯。英国人克劳福特估计，19世纪初，滇缅贸易额约为30－40万英镑，每年输入云南的棉花货值超过20万英镑，重量不下500万公斤。

  这些数字体现了滇缅贸易数额之庞大，吴兴南（1997）认为如果这一估计准确的话，清代滇缅陆路贸易额可占缅甸出口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朝贡体系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滇缅之间的商品贸易是两国物质和文化的代表，不仅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还推动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中安关系自古以来在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滇安之间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后汉书》中记载：“宜因交趾、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用益州（现云南）与交趾贸易的收入充实国库，可见东汉时期云南与越南贸易往来之重要。

  由于地理上接壤的优势，滇越之间的交通发展也很早开始，关于其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云南与越南接壤地为开化府、广南府、临安府，因此滇越边境贸易大多分布在在滇南地区。

  铜矿业是云南对外贸易发展兴盛的代表，“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虽然各个地方如广西、江西等地都出产铜矿，“而滇最饶”，别的地方是不能够比拟的。云南都龙（位于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是明清著名的铜矿厂，位于云南与安南边界。

  清前期该厂开采规模慢慢的变大，雍正年间内地的人民和境外夷人都会前往开采，“货物易销，贸易者亦多。”

  清前期地方的督抚等都十分重视云南铜矿业的发展，其兴起受到国际贸易铜矿供需的影响，洋铜供不应求，各省只得向云南购买铜矿，因此云南的铜矿业快速地发展起来。出于国家财政等方面的需求，乾嘉年间清廷对滇铜的生产与发展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措施。

  后用“放本收铜”政策替代最初的“听民开采”，对滇铜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其中，云南向越南出口的铜钱在滇越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不得不提吴三桂对云南铜钱的发展起到的作用。

  虽然历史文献中对于吴三桂多是叛乱卖国等负面评价，但并不能削弱他对云南地方政治以及经济的巨大贡献，“青白龙、金钗坡各坑产铜尤多，三桂令拨民夫运送楚、越行销”。吴三桂入滇后用铜矿铸币，“在蒙自设炉，制成金属钱币”，又在蛮耗“设市卖钱”，专门在此与交趾人（今越南）进行贸易。

  越南人非常愿意购买此类铜钱，铜钱贸易昌盛，吴三桂也通过这种违禁交易，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交人喜得于钱，蒙局以为利”，这印证了吴三桂在安南边境用铜矿套购物资的事实，也侧面反映出当时云南铜矿贸易发展的盛况。

  乾隆年间，云南铜矿业的发展使得厂兴大旺，出现了很多因铜矿而兴起的市镇，原东川隶属四川，后因离昆明较近改属云南，因铜矿业的发展使其经济发展逐步扩大，“滇地多产铜，而东郡汤、大两厂所产甲于诸郡”，其序言中也写道“滇蜀之间，产富五金，东川为最”。

  由于铜矿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带动了东川等云南产铜地区的贸易兴旺，不仅如此，贸易中的交通运输条件也因铜矿业的发展改善许多，吴三桂也正是通过水路运送铜币与越南人进行贸易。

  铜矿业的发展有力的将云南与全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由此云南与越南的经济交流也慢慢地增加，铜矿业的有力发展为云南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和贸动力。

  总的来说，后因向越南出口铜钱有利可图，云南地方政府便向中央上报请求与安南国王沟通对铜钱贸易进行专门的规范化管制，“将每岁需钱若干、纳价若干，豫行报部。准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蛮耗，纳价领钱，随到随即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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